为何韩国法律一直“BOB体育包庇”性犯罪

　　BOB在我们的印象中，韩国的性犯罪问题一直很严重，除了前段时间爆出的N号房事件，《熔炉》《素媛》等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影响BOB体育。但与严重的犯罪事实相比，韩国对性罪犯的量刑却很轻。

　　7月初，韩国民众眼睁睁地看着世界上最大的儿童性剥削市场的负责人走出首尔监狱，摆脱枷锁，重获自由。这名男子叫孙钟宇（SonJong-woo），24岁，因2015年6月至2018年3月期间在暗网上运营了一个儿童而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这个程度的刑罚，和另一名因饥饿偷了18枚鸡蛋的韩国男子一样。

　　对许多韩国女性来说，孙钟宇的判决肯定像是一场反复出现的噩梦BOB体育。2019年韩国所有性犯罪事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被判入狱。尽管目前至少有三项法律禁止性犯罪，但韩国法律体系始终对这种严重侵犯行为给予宽大处理。以在孙的网站上付款的235名韩国人为例：只有43人因与这家儿童有关联而被定罪，其余被无罪释放。

　　美国曾提出对孙钟宇进行引渡BOB体育，如果引渡成功那么他可能会面临15年以上的监禁，然而韩国拒绝了引渡请求。为什么韩国的性侵犯者所受的刑罚，与他们严重的罪行相比这么苍白无力呢？

　　她说：“在韩国，性暴力的指控需要明确界定暴力和威胁，而不是评估是否同意。孙钟宇的案件符合法院一贯采取的轻视模式，因为不涉及直接的身体暴力。”

　　根据韩国司法部发布的2020年《性犯罪白皮书》，自2008年以来，只有26％的被控性犯罪的人被判入狱，其中大多数人仅支付少量罚款即可悄悄恢复自由。

　　对于那些被指控未经同意录制和传播数字内容的人，这一比率更是直线%的人被判入狱。这些指控涉及裙底、未经许可的录制和报复色情等罪行。而对于那些协助传播的人，只有不到2%的人受到惩罚。

　　自2018年米兔运动爆发以来，《韩民族日报》的记者朴大海一直在报道性别问题。他说，不切实际地期望幸存者“证明”他们曾遭受暴力，这加剧了法律系统只考虑“减刑因素”（刑法第53条中的广义定义）——包括醉酒、有抚养人，或者像孙钟宇一样发表一份悔改声明，就可以减轻刑罚。

　　这些因素可以减轻许多罪犯的刑罚，包括醉酒，有家仆，或者像儿子一样，发表一份声称悔改的声明。

　　Tacteen Naeil的李贤淑回应了这种批评，认为韩国对待非法性产业的双重标准反映了它对待性侵犯的双重标准。“虽然色情和性工作显然是非法的，但它们太容易得到了，”李说。“尽管现在不那么普遍了，但一些商人仍然把女人物化，可以她们‘送’给别人。”

　　在韩国，消除性别平等差距的社会努力、法律措施的历史都很短，该国第一起被指控的有关性骚扰的案件仅在28年前发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是由一位名叫朴元淳的师牵头的。朴元淳后来成为首尔任期最长的市长，在一名女性下属对他提出性骚扰投诉后自杀。

　　尽管司法系统明显不愿对性侵犯采取强硬立场，但仍然希望女性 “保护自己的身体”。李说，这种矛盾让人想起了“银妆刀”的概念——在朝鲜王朝时期BOB体育，女性在需要保护贞洁的时候，会把一把银小刀放在胸袋里。

　　但反抗正在积聚。倡议者们一直呼吁修改公共政策中的语言，五月份他们的努力已经取得成果，《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性犯罪法》进行了修订，以“色情”和“淫秽内容” 取代“性剥削内容。倡导人士说，这个新术语并没有将类似视频中的人定义为积极参与者，而是将他们定义为性剥削的受害者。

　　李虽然承认政府有做出努力，但她指出，“提高量刑并不是万灵药，我们必须改变执法部门的理解和观点。”

　　根据性别平等和家庭部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每10个韩国成年男性中就有4个人曾经花钱进行性行为。韩国网络性暴力反应中心的创始领导人徐承熙解释说：“对卖淫没有多少负罪感，就是默许通过物化和非人化来交换女性身体。”“这助长了其他形式的暴力。”

　　正当有关孙钟宇罪行的报道所引发的冲击波开始消退之际，韩国又出现了另一个意外：首尔市长朴元淳在被控性骚扰一名秘书后自杀了。

　　当载着朴元淳遗体的车辆抵达首尔国立大学医院时，他的支持者发出了哀嚎。但在一些人的哀悼中，另一些人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愤怒，因为他们意识到，由于不再有活着的人可以起诉，受害者的案件将被撤销。

　　记者朴大海说：“在朴元淳去世的那天，‘我们与受害者站在一起’的声音像野火一样蔓延。这次不一样。女性团结一致的力量从未如此强大。”

　　上周，朴元淳前秘书的团队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坚称“被告的缺席并不能消除事件的实质”，他们称这起事件是施暴者在“权力位置”上实施的性暴力。

　　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计划成立一个机构来调查这名女性对朴元淳的指控BOB体育，同时立法部门也提出将修改和“性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情况下既撤销对他们的起诉”相关的法律，